夜班公交车上，车厢里人挤人，后门边站着个瘦高个儿，怀里抱着个旧布包，头发乱得像被风扯过，脸上皲裂的口子渗着血，盯着窗外逆着光的车灯发呆。

我叫陈默，三十七岁，没老婆孩子，就租着间在厂区宿舍楼的老破小，对着个糊了墙纸的电视，日子过得跟车轱辘似的，一圈一圈没个头。这趟夜班，七点到天亮，工资倒是不低，就是累得像狗。司机老张头伺候完我，递过来个皱巴巴的烟盒，里面剩两根没燃完的红塔山。

“小李，你挺能扛，都干两年了。”老张头叼着烟，从后视镜瞥我，“熬成什么样了，眼眶深得跟两口井似的。”

我叼起一根，点燃，尼古丁呛得人咳嗽。后头几个上夜班的年轻小子裹着外套，在暖气旁打盹，只有个卖水果的阿姨，拎着个塑料袋，坐在门口的板凳上，一边啃橘子一边往暖气上贴胶带。

车到北站，上来几个提公文包的，西装领带，神色匆匆。有个戴金丝眼镜的，在上车门的时候，不小心碰翻了我脚边那根半燃的红塔山。

“我操！”他低声骂了一句，弯腰捡起来，用衬衫袖子擦了擦烟头，“不好意思啊兄弟。”

我这包里就剩这两根了，看着他挺讲究的掏出个打火机，火苗正旺，我赶紧把烟凑上去点着，呛得直咳嗽。

“赶着去哪儿啊？”他揉了揉肩膀，“这儿上车的人，都挺忙活的。”

“嗨，送快递的，送完这趟接着送。”我灌了口烟，“您呢？”

“律师，去开庭。”他把手里的烟蒂扔了，又从包里翻出根新的，“客户比较难搞，得早点到。”

车到南市区，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多起来，叽叽喳喳的说着话，手里攥着几本教材。有个大二学生，手机屏幕亮着，放着个调解视频，里面有个老太太哭得稀里哗啦的，他居然看得挺入神，还跟着评价句句在理。

“妈的，这老太婆逼人啊！”他愤愤的，不小心把手机撞到地上，屏幕裂开一道缝，黑屏了。

“哎呀！”他捡起来晃了晃，“完了完了。”

旁边个穿校服的小姑娘，把书包拉链拉得哐当响，催着：“快，还有十分钟到站了！”

这小子急得满头大汗，嘴里嘟囔着什么。我瞥见他手机壳上印着个“北大”，心里叹了口气，掏出兜里兜转的二十块钱，塞到他手里。